格林尼治天文台院内有一条标示本初子午线的金属线。1884年,二十多个国家在华盛顿举行国际子午线会议,多数代表同意以格林尼治经线作为经度和时间计算的共同基准。它没有天然优势,只是当时世界大部分商船已经使用英国海图,改用其他标准成本太高。
一条看似中性的技术标准,背后是英国海军、商船、测绘和金融网络长期扩张的结果。英国现代化若只写议会、法院和工业革命,便会漏掉始终在场的帝国。
帝国放大了英国的能力
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,不能只用殖民地解释。煤炭、高工资、技术、产权、国内市场和金融制度都有独立作用。西班牙和葡萄牙更早取得海外财富,却没有首先进入持续工业增长,也说明殖民收益不是充分条件。
帝国的作用主要在于放大。棉纺业依赖海外原料,殖民市场吸收英国制造品,海军保护航线,伦敦的银行和保险机构为跨国交易融资。国内已经形成的工业与财政能力帮助英国扩张,帝国又反过来扩大原料、市场和资本网络。
收益和代价没有落在同一群人身上
英国1807年禁止奴隶贸易,1833年废除大部分殖民地的奴隶制。废奴运动具有真实的道德和社会力量,立法却向奴隶所有者提供两千万英镑补偿,被奴役者没有得到赔偿。自由的成本由公共财政承担,补偿首先流向原有财产所有者。
印度的铁路、法院和大学留下长期影响,其建设却首先服务于殖民治理、军事调动和商品运输。帝国的总账无法用一个数字结清。基础设施具有价值,不能抹去建立过程中的强制;殖民统治带来沉重代价,也不意味着所有跨地区联系都只有掠夺。判断的关键在于谁制定规则、谁获得收益、谁无权拒绝,以及危机最终由谁承担。
普遍原则转过来质问帝国
帝国把英国法律、议会和学校制度带到许多地区,也暴露了自身的矛盾。殖民地居民会问:既然征税需要代表同意,为什么殖民地没有平等代表;既然法律保护个人权利,为什么种族和身份决定权利范围。
北美独立运动、印度民族运动和其他反殖民政治,都曾使用自由、法治和代表权的语言反对帝国。任何原则一旦被说成普遍原则,就很难永远只适用于统治者。英国国内权利逐渐扩大,海外治理却长期建立在等级差异之上,这种冲突最终削弱了帝国的合法性。
二十世纪中叶,大部分英国殖民地陆续独立。普通法、英语、议会形式和行政制度以不同方式保留下来,边界冲突、经济依赖和族群问题也成为殖民遗产。帝国并不是英国现代化之外的一段插曲,而是英国制度和力量扩展到全球以后最复杂的一面。
格林尼治零度经线说明,国际标准往往有具体历史:先有力量和网络形成事实上的多数,后来才有会议把多数写成共同规则。英国国内形成的工业、金融和法律制度,也正是通过帝国网络扩展到世界各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