巴黎凯旋门下长明不熄的火焰,守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名士兵墓。法国北部和东部的许多市镇,也都立有这样的纪念碑。石碑上的名字一行接一行,记录着一场胜利付出的代价。二十多年后,法国又在1940年迅速战败,国家随之分裂。
两场大战中的法国,一次坚持到胜利,一次在数周内崩溃。看似相反的经历,共同结束了法国能够独自支配欧洲大陆均势的时代,也迫使它重新思考安全、德国和自身的大国地位。
1918年的胜利十分沉重
1914年,德国军队经比利时进入法国,巴黎一度受到威胁。马恩河战役阻止德军迅速取胜,西线随后陷入漫长的堑壕战。凡尔登、索姆河等战役反复争夺,法国东北的工业区、农田和城镇长期处在炮火之下。
法国依靠全国征兵、殖民地兵员、英国军队和后来参战的美国,坚持到1918年。胜利保住了国家,也消耗了一代青年。大量士兵死亡或伤残,北方矿区、铁路和工厂需要重建,财政还背负着战争债务。
战后法国要求德国赔款、限制军备,并争取莱茵地区的安全保障。其中固然有惩罚情绪,也有现实压力:法国人口和工业潜力不及德国,又承担着大规模重建费用。它希望通过《凡尔赛条约》和东欧联盟,延长1918年的力量优势。
安全感没有随胜利到来
美国没有长期参与欧洲安全,英国也不愿提供无限保证。德国经济若迅速恢复,法国担心它再次发动战争;德国长期衰弱,欧洲经济又难以正常运行。法国在这组矛盾中修筑马奇诺防线,希望以工事争取动员时间。
马奇诺防线并非毫无价值,它迫使德军调整进攻路线,也保护了部分正面。真正的问题在于,任何防线都必须同盟军行动、指挥体系和战略判断配合。经济危机、国内政治分裂以及上一次大战的惨烈记忆,使法国社会对主动战争十分谨慎。英法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,既有严重误判,也反映了人们对另一场总体战的恐惧。
1940年,法军主力按计划进入比利时,德军装甲部队却穿越阿登,在色当突破后迅速向海峡推进。盟军北方主力被切断,指挥迟缓、通信不畅和空地协同不足,使数量可观的法国军队来不及形成有效反击。六周之内,法国政府请求停战。
战败把法国分成几部分
停战后,维希政权控制南部及一部分殖民体系。贝当以恢复秩序和传统为名取消共和制度,实行排犹和政治镇压,一些法国官员和警察主动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与遣送。法国既是德国占领的受害者,国内也存在合作和责任。
戴高乐在伦敦号召继续作战。最初的自由法国力量微弱,随后逐渐得到海外领地、军队和盟国承认。法国国内的抵抗组织来源复杂,有共产主义者、保守民族主义者、外国移民和普通市民,各自的政治目标并不完全相同。
1944年解放后,戴高乐坚持共和国从未合法终止,把维希视为非法政权。这一叙事有助于迅速恢复国家连续性,也让“全民抵抗”的形象在很长时间里遮住了合作问题。经过后来的审判、研究和纪念,法国社会才逐步面对这段历史的复杂面貌。
战后法国换了一种力量来源
法国以战胜国身份取得德国占领区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席位,国内却满目疮痍,经济短缺,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也接连出现。美国和苏联已经成为超级大国,欧洲旧有均势难以恢复。
第一次世界大战后,法国主要依靠赔款、边界和军事限制寻求安全;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它逐渐转向把德国的重要工业纳入共同欧洲机构。煤钢共同体让军备原料处于多国监督之下,法国也借欧洲合作放大自身影响。
两次大战没有使法国失去全部大国能力,却改变了这些能力的使用方式。安理会席位、核武器、法德合作和欧洲共同体,逐渐取代单独支配大陆的设想。凯旋门下的火焰纪念战场上的牺牲,也照见法国从战争中得到的另一项经验:持久的安全不能只依靠下一道防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