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高乐重新定义法国

1944年8月，巴黎解放。戴高乐从凯旋门沿香榭丽舍大街走向巴黎圣母院，街道两旁挤满人群。这次公开行进带有明确的政治意味：法国要以恢复自身主权的国家出现，而不能成为由盟军接管的战败地区。

1940年法国战败时，戴高乐只是一名临时晋升的将军，在伦敦也没有多少军队。二十多年后，法国拥有核武器、安理会常任席位和一套以总统为中心的新宪法。戴高乐没有让旧帝国复活，他重新组合了法国手中有限的资源，使国家在美苏主导的世界里继续保有独立声音。

从伦敦争取法国的合法性

维希政府同德国停战后，戴高乐通过广播号召法国人继续作战。他需要争取法属殖民地和海外军队，也要把国内外分散的抵抗组织纳入一个可以代表法国的政治中心。

英国为自由法国提供立足之地，美国总统罗斯福却长期对戴高乐存有疑虑，曾考虑与其他法国人物合作。戴高乐坚持，解放后的法国行政必须由法国人恢复，不能接受盟军建立占领式军政府。

自由法国的实际力量有限，政治意志却十分明确。巴黎解放后，临时政府迅速接管行政，使法国主权成为既成事实。法国随后取得德国占领区和安理会常任席位。它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已不及美苏，制度位置仍保留了大国资格。戴高乐惯用的策略，是先守住国家地位，再凭这个地位争取资源和影响。

战后第四共和国完成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革，议会中的政党分散，政府频繁更换。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又不断消耗国家。1958年，阿尔及利亚危机引发军政冲突，戴高乐重返权力，推动建立第五共和国。

新宪法加强总统权力，政府不再轻易被短期议会联盟推翻。总统在国防和外交上居于核心，也能在危机中使用较强权力。法国长期存在的中央集权传统，由此获得新的宪法和选举基础。

戴高乐最终接受阿尔及利亚独立。这项决定激怒了军方和欧洲定居者，也使法国摆脱一场难以取胜的殖民战争，把资源转向国内现代化和欧洲事务。帝国收缩之后，法国的大国地位必须寻找新的支点。

1960年，法国完成首次核试验，随后建立独立核威慑和完整军工体系。它的规模无法同美苏相比，却让法国可以声称，国家生存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最终决定。

1966年，法国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结构，同时保留联盟成员身份和共同防御承诺。戴高乐并不打算离开西方阵营，他反对的是欧洲安全完全由美国安排。法国还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、访问苏联，倡导“从大西洋到乌拉尔”的欧洲，借一系列外交行动显示自主。

这些姿态依靠战后经济增长、核技术、航空航天和国家产业政策。大国外交需要象征，更需要能够支撑象征的物质能力。

戴高乐支持欧洲共同体，也坚持由各国政府掌握主要权力。他两次否决英国加入，担心英国把美国影响带入欧洲。对西德的和解则处在法国欧洲战略的中心。

1963年，戴高乐与阿登纳签署《爱丽舍条约》，建立两国领导人和部长的定期会晤，并推动青年交流。法国可以借德国的经济力量扩大欧洲影响，西德也借同法国合作恢复政治地位。双方仍有利益冲突，固定协商使这些分歧不再轻易滑向敌对。

戴高乐重新定义的大国地位，由安理会席位、核武器、强总统制、独立外交和欧洲领导权共同组成。法国无法独自决定世界，却能让盟友和对手在作出决定时考虑它的立场。

这条路线也留下长期张力。欧洲一体化越深入，法国越能借共同规模发挥影响，也越要接受共同规则；同美国保持距离能够显示自主，法国又离不开大西洋联盟的安全基础。戴高乐没有消除矛盾，他给法国留下了一套在矛盾中维持行动空间的方法。